（注：封面图即 的何首乌植物）
这是一起我正在代理的、尚未审结的案件，也是一起因中药---何首乌引起肝中*死亡的案件。将正在审理的案件公之于众，于我律师生涯是 次。我一直认为，涉医案件非常专业，将一个非常专业的案件交由众口评论，于真相往往无益，于诉讼往往不利。但本案涉及中药损害这一特殊的、重大的、理论及现实问题，且昨日我恰好又在上海市律师协会参加了一个法律研讨会，题目即是《中医药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由谁说了算？》，主讲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法律教研室老师，医院即是上海中医院。鉴于上述缘由，且鉴于本案经由上海市两级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损害，且容我将本案经过徐徐道来。
死者汪某，系独女，时年32岁。年在德国取得硕士学位，本已在德国找好工作，因父母劝说加上难离故土，便回国应聘到上海的一家大型通讯公司上班。事发时回国刚满6年，孩子刚满2岁。
年11月12日，汪某因失眠多梦为调理身体而就近到上海中医院就诊（注：医院为沪上 、医院）。此前包括就诊前一天，汪某一直在通讯公司正常上班，身体并无明显不适，。接诊医生为一年过七旬的老中医，该医生为患者开具中药膏方，其中含40余味中药药材，包括夜交藤即首乌藤g。用法：每次一调羹，开水冲服，每日两次，共服60天。
11月28日，医院配好药物，纸袋包装，共袋，嘱冬至日（12月22日为冬至日）后服用，故患者于12月23日开始口服。服药前一周即年12月16日，患者按公司常例在爱康国宾参加了单位组织的体检，体检显示患者身体良好，各大器官均无异常，尤其肝功能更是正常，如GPT21，GOT22，总胆红素8.6，直接胆红素1.2，都在正常范围。
年1月7日，患者按医嘱用药半个月即30袋后发现尿*加重而到医院门诊。门诊化验提示肝脏严重受损，其中GPT高达（正常值0-35），GOT高达（正常0-35），碱性 酶（正常30-），总胆红素31.31（正常5-21），直接胆红素19.92（正常小于8.6），白蛋白、球蛋白及白/球正常，提示急性重度肝细胞损伤。医院，医院门诊记载“之前曾服中药”，建议住院。
年1月8日，患者至医院住院。当住院部主治医生看到中药膏方中的夜交藤后，当即怀疑系夜交藤中*。并在入院记录之现病史中记载“患者在发病前有服用中药史，中药成份多样，含有首乌藤等。”
关于患者出现尿*的时间，医院在现病史中记录，“患者约一周前开始出现纳差、乏力，尿色*，进食差，但无恶心、呕吐，无腹胀、腹泻，无发热，起初未予重视，但是症状渐渐加重，昨日至我院门诊就诊。”根据医院的现病史记录，患者在服用中药膏方后一周左右开始出现肝损伤症状。
入院后经各种排除性诊断，包括各种病原学指标检查（甲乙丙丁戊肝炎病*、EB病*、巨细胞病*、疱疹病*、梅*螺旋体等）、免疫学指标检查、全身各器官影像学检查等，1月12日，医院排除了患者存在自身性疾病致肝损伤的可能，在病程记录上记载“进一步确认药物性肝损害的可能。”
但入院后患者肝功能持续恶化，一般情况很差，因医院无肝移植供体，1月25日患者转往上海医院，拟作肝移植。医院在出院小结的“病程与治疗情况”中记录“患者入院后，完善相关检查，考虑药物性肝损可能性大。”
医院住院5天后，因患者父亲经组织配型非适格肝移植供体，也无其他供肝来源，患者病情持续加重，年1月30日死亡。
医院在年1月25日的现病史中记录，追问病史，患者曾于年4月因肝功能异常GPTU/L至医院治疗，行肝穿刺检查，医院的肝穿刺病理报告为药物性肝损伤，当时考虑服用避孕药后药物性肝损伤可能，予以保肝治疗后肝功能正常出院。本次发病前半月服用中药（含首乌藤等多种药材），至本次发病后停药。”对于年4月份的这次药物性肝损伤，医院在年11月12日的中药膏方笺的主诉栏中亦有记载，为患者有“胆汁淤积性肝炎，怕冷，….”，不过此次肝损害经医院治疗后已痊愈，比如前面提到的年12月16日（即服用中药膏方前一周）爱康国宾的体检报告显示患者的肝功能已完全正常。
看了上述诊疗经过，我相信大多数普通人都会得出常识性结论：患者死于首乌藤引起的肝损伤。对，这是一个常识。但是，虽然法律的灵*在常识，任何法律结论皆不能违背常识，可是作为一个医疗诉讼，仅有普通人的常识是不够的，医疗过失与因果关系的判断往往涉及更专业的知识，需要更严密的科学论证。于是，接受案件后，我依次查询了下述资料：
年7月16日，国家食药监发布了第61期《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》，标题为“